但长期来看，限价削弱了中国车企的核心优势——性价比。失去价格竞争力后，中国车企需在品牌、技术、服务上与欧洲车企正面竞争，而欧洲市场的品牌壁垒、渠道壁垒仍较高。同时，若欧盟将“欧盟投资”作为限价审批的优先条件，中国车企或被迫加速欧洲本土化，进一步推高运营成本。
2. 欧洲车企：本土获保护，创新动力或减弱
欧洲本土车企是短期赢家：限价抬高了中国电动车的入门门槛，缓解了市场份额被蚕食的压力，保住了制造业岗位。但施密特警告，关税与限价都是“短期拐杖”，会降低欧洲车企的创新压力——“失去价格竞争的鞭策，欧洲车企在电动化、智能化上的迭代速度可能放缓”。
而“进口型欧洲车企”（如大众）则直接受益：通过限价豁免，其中国产电动车可保持价格竞争力，全球化产能布局得以延续。但这类车企需平衡“欧盟利益”与“中国市场”，若过度迎合欧盟监管，或引发中国消费者的抵触情绪。
3. 欧盟：贸易摩擦缓解，财政收入流失
欧盟通过最低限价实现了“外交软着陆”，避免了中欧贸易战升级，同时守护了本土产业。但代价是财政收入减少——原本归属欧盟的关税收入，转为车企利润。此外，限价并未解决核心矛盾：中国电动车的产能过剩问题，若后续中国车企通过PHEV、本土化等方式持续扩张，欧盟或再次启动贸易调查。